良渚古城遗址,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14|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群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群

(含杭州良渚古城遗址、良渚古城遗址城内考古发掘、良渚古城钟家港及池中寺遗址、余杭瓶窑北村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官井头新石器时代遗址)

01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2015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自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和确认之后,经过七八年不间断的考古发掘、调查和勘探,至2015年下半年,我们已对良渚古城的结构布局和格局演变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可分三重,最中心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其外分别为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和面积约800万平方米的外郭所环绕,堆筑高度也由内而外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形成类似后世都城的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同时古城北部和西北部还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和设计精巧的瑶山、汇观山祭坛及贵族墓地,在古城外围也存在着广阔的郊区。整个良渚古城系统包括良渚古城核心区、水利系统、外围郊区占地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规模极为宏大。

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14|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群

C形盆地及其内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图

(1)基本明确了良渚古城核心区格局的演变过程

经过大规模的勘探工作,我们基本了解了良渚古城核心区的格局及其演变过程。根据勘探所知的城内外台地、河道等迹象之间的叠压关系,我们大致将城内的台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城内台地略少、河道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河道被生活垃圾所填埋,有些地方又重新在垃圾层上铺垫黄土,形成新的生活区,因此城内在良渚晚期减少了许多小河,居住地范围则大大扩增。晚期由于人口数量增加,在扩大居住地的同时,四面城墙上也居住了大量的人口。在城内扩大居住区的同时,也在城外的北面、东面、南面和西南面,修筑居住地,形成外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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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角山宫殿区遗迹分布图

(2)良渚古城宫殿区莫角山遗址的聚落结构有了大体的认识

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位于良渚古城正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在莫角山宫殿区上还分布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等三个小型土台,应为主要的宫殿基址。其中大莫角山位于莫角山是面积最大最高者,台底东西长约180米、宽约97米,呈长方形覆斗状,人工堆筑厚度约16.5米,相对高度约5~6米。经解剖发掘发现,大莫角山的四面,最初留有宽约5.5-12.8米,深约0.6-1.5米的围沟,在使用一段时期后围沟被填平,随后又建有石头围墙。

在2014-2015年的发掘中我们在大莫角山顶上已发现了7个面积约300至900平方米的土台式建筑基址,呈南北两排分布。其中建筑基址2柱洞保存较好,格局较为清楚,土台东西长约25.5、东西宽约11.5米,是七座建筑基址中面积较小的,土台北部、东部、南部分布有房址废弃后形成的红烧土堆积。根据柱洞的分布情况,可知土台上的房址可分东西两个分间,每个分间规格相当,约7.5×7.5米,面积各约56平方米;土台北坡外、东坡以及西南转角发现较大型的柱洞,似为房屋的檐廊,檐廊范围东西长约24米、南部宽约13米;解剖发现建筑基址2经过两次堆筑加高过程,存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使用阶段;在建筑基址的西南侧还分布有一处“沟槽状遗迹”,由南北向和东西向的浅沟槽组成,填土多为红烧土颗粒夹杂炭屑,部分为灰白色填土,推测是一处木构建筑,以东西向和南北向木头交错搭建,其上再铺设木板,构成房址的户外活动面,分布范围南北长约15、东西宽约11.5米。

同时通过大规模的勘探和试掘,宫殿区中部大型沙土广场的分布范围日渐清晰,沙土广场大致呈曲尺形,分布于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之间,初步探明其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是以一层沙、一层泥交错夯筑而成的,一般厚30-60厘米,最厚的部分达130厘米,沙土广场应是莫角山宫殿区内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

在沙土广场南部和东部还发现东西成两排、南北成四列分布的9座土台建筑基址,面积在200-500平方米之间,排列相当整齐,可能是宫殿区内的贵族居所。因未全面揭露,我们对这些建筑基址上的房屋情况还不了解,有待今后开展进一步考古工作。在大莫角山北部、南部和东部发现许多石头墙基,可能是大莫角山的石头围墙或院墙的基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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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山墓地总平面图

(3)确认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并开始进行全面勘探工作

2009年以来经过调查和试掘,已确认在良渚古城的西北部存在一个更大范围的治水体系,目前已发现十一条水坝遗址。水坝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可分为南北两组坝群,分别为塘山、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等组成的南边的低水坝群,及由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垄组成的北边的高水坝群,分别构成前后两道防护体系。我们对其中6条水坝进行了测年,获得12个测年数据,年代集中于距今5000-4800年,属良渚文化早期。2014-2015年,我们开始对塘山、狮子山、梧桐弄、老虎岭、石坞等水坝进行了全面的勘探。

我们从大的角度观察,推测这个系统可能兼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方面的用途。中国水利史一般从距今4000多年的共工、鲧及大禹治水的传说开始讲起,但现知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迹晚到春秋战国时期,而良渚遗址的塘山和岗公岭等水利设施年代能到距今5000年前后。在同时期的其它古文明中,古埃及是较早建筑水坝的,公元前2650年的古王国初期修建了异教徒坝(Sadd el Kafara Dam),该坝长113、坝高14米(一说坝长108、坝高12米),其体量约与良渚古城水坝系统中的岗公岭水坝相当。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则未发现水坝,因此,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水利系统。

02 良渚古城遗址城内考古发掘(2016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良渚古城自2007年以来,经过十年连续不断的考古工作,确认了由宫殿区、内城、外郭城组成的面积约8km²的核心区,以及外围水利系统和城外聚落构成的面积达100km²的城郊体系。2009 年以来,重点对古城核心区进行了勘探和解剖发掘,至2016 年,基本搞清了外郭城以及城内宫殿区、贵族墓地等的基本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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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家港南段西岸揭露的护岸遗迹

(1)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的初步认识

莫角山宫殿区位于城内正中心,由古尚顶土台和其上的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宫殿基址(图3)组成。古尚顶土台东西长约630、南北宽约450米,相对高约9米,通过大规模勘探、长探沟发掘配合探方全面揭露等方法,基本搞清了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古尚顶平台上的房屋台基分布情况,对莫角山宫殿区的堆筑过程和方法也有了基本的认识。古尚顶平台的发掘确定了宫殿区中部大型沙土广场的分布范围,面积约7万平方米,推测是莫角山宫殿区内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在沙土广场南部和东部还发现东西成排、南北成列的9座房屋台基,面积在200-500平方米之间,排列相当整齐,可能是宫殿区内的贵族居所。

(2)姜家山贵族墓地的发掘和城内格局的新认识

姜家山位于莫角山西部、反山南部,在姜家山土台西坡清理了一处良渚文化贵族墓地,发掘墓葬14座,大致呈三排分布(图10—12),共出土文物425件组,以单件计644件。根据出土文物判断,其年代与反山墓地接近,等级相当于反山墓葬的第三到第四等级,但墓地内头向、男女墓排列等颇具特色,为良渚文化贵族墓地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姜家山墓地的发掘使我们认识到莫角山宫殿区以西王陵及贵族墓地区域的存在,这一区域从北到南分别由反山、姜家山、桑树头王陵等组成。莫角山宫殿区、王陵及贵族墓地、皇坟山台地等构成了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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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山M1出土玉璧

(3)城内南北向主河道——钟家港河道的发掘

良渚古城城内河网密布,位于城内宫殿区以东的钟家港古河道,是城内的南北主干道。钟家港南段西岸的李家山台地边缘揭露出保存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台地边的废弃堆积中出土较多漆木器及一些木器坯料。河道东岸的钟家村台地上发现较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在台地边缘的生活废弃堆积中出土大量的燧石石片、玉料、玉钻芯、石钻芯等。显示李家山和钟家村台地上可能分别存在漆木器和玉石器作坊,这是城内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区,根据以往材料推测良渚古城核心区除宫殿区外主要应该是手工业作坊区。

03 良渚古城钟家港及池中寺遗址(2017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钟家港位于莫角山东部,总长度约1000米,是良渚古城内部“工”字形主干河系之一。古河道两岸台地密布,在良渚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古河道中间部分被填平,南北两部分各自成一断头浜。大致以莫角山北、南界线为基准,将河道分为北、中、南三段。通过发掘,首次明确了莫角山台地东坡最早堆筑的年代为良渚文化早期(3000-2900BC),可以与反山王陵、大型外围水利系统相呼应。同时,还发现了运输木料等各种物资的码头,确认良渚古城城内二级台地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区和生活居住区。

池中寺遗址位于莫角山南部、皇坟山和桑树头之间。通过大范围揭露,发现3座良渚晚期的房基土台。通过勘探和试掘,发现厚0.6米,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超大体量的炭化稻谷堆积和大型蓄水池,丰富了对良渚古城布局、结构和居民生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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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中寺发掘航拍

04 余杭瓶窑北村遗址(2021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

北村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北距良渚古城2公里左右,是一处良渚早期的聚落遗址。2020年至2021年,为配合当地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共发掘12000平方米,清理了良渚时期房址25余座、灰坑211个、灰沟19条、墓葬141座。

初步判断,遗址北部的北村北地点年代为良渚早期偏晚,南部的北村南地点年代为良渚早期偏早到良渚晚期,二者年代上限均早于良渚古城营建时期。2021年6月,在对北村南地点进行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高等级墓葬,其中M106出土了龙首镯、镂孔兽面纹冠状器、璜串、玉蝉等重要玉器。这些高等级墓葬均分布在发掘区北部的台地上,头向朝南。北村南地点南部的墓葬整体等级较低,随葬品一般为1-3件陶器,偶见石器,只有1座墓葬出土了1件玉器,头向多朝北。在台地南坡底部,发现有一条长灰沟,灰沟北部则分布着一排约30个较大的方形柱坑。以灰沟为界,北部台地与南部地势较低处的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推测灰沟及其北部的柱坑可能为一处大型栅栏或围墙遗迹,起到将台地上的贵族和台地下的平民隔离的作用。

北村遗址是官井头之后,良渚古城外围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揭示了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贵族阶层的发展状况,为研究良渚早期社会的发展、阶级分化和探索良渚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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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6出土龙首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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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6出土镂孔兽面纹冠状饰

05 余杭良渚官井头新石器时代遗址(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

2012年3月—2013年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良渚文化村“七贤郡”房产项目,对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官井头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6600平方米,清理崧泽—良渚文化墓葬106座,良渚文化成组石砌遗迹1处、建筑基址7处、灰坑22个、灰沟2条,出土各类史前文物1200多件。此外还清理了战国灰坑4个、战国灰沟2条、汉代窑址1处、宋代砖室墓5座。

官井头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群东南侧大雄山丘陵的太璞山南麓,南距东西大道约100米。2012年初经勘探发现遗址,分布面积1万余平方米。考古发掘表明,官井头遗址是继石马兜遗址、张家墩遗址之后,在大雄山丘陵发现的又一处重要史前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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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井头遗址的主体是一处崧泽—良渚文化墓地,其规模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首屈一指。墓地以自然冲沟为界分为东、西两片墓区,西区的墓葬较密集,多数呈环形分布,似围绕一个中心排列;东区的墓葬较为分散,大体上能看出东西斜向成排分布。东、西两区均有若干建筑遗迹坐落于墓群之中,墓葬几乎没有打破它们,周围也没有生活遗迹,推断这些遗迹可能是墓地的祭祀遗存。

墓葬头向大多朝北,这与以往所见大多朝南的葬俗有明显差异。墓坑长1.6—3.7米、宽0.4—1.5米;随葬品最多者达58件,最少的仅2件。墓坑较大的墓葬或能辨别葬具痕迹,随葬品数量较多,玉器种类较齐全,规格明显高于窄小的墓葬,表明氏族墓地内存在着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尊卑差异。

已清理的100多座崧泽—良渚文化墓葬共计随葬品1100多件,其中玉器近700件、陶器近400件、石器60多件。玉器器形有璧、琮、琮式管、璜、玦、圆牌饰、梳背、镯、锥形饰、龙首饰、纺轮、坠、管、珠、隧孔珠等;陶器以鼎、豆、罐为基本组合,偶见盆、纺轮、甑、澄滤器、杯等;石器有钺、纺轮、锛、镞四种器类。以墓坑最大的M64为例,该墓随葬品共55件,玉器占48件,分别为镯6件、璜2件、梳背1件、玦9件、圆牌饰3件、纺轮1件、锥形饰1件、管24枚、隧孔珠1颗。其余皆为陶器,除鼎2件,豆、罐、盆、缸、澄滤器均各1件。

发掘所见最早的墓葬年代在崧泽文化晚期,最晚的墓葬年代在良渚文化末期,表明官井头遗址的延续时间很长。但从保存情况来看,多数墓葬属于良渚文化早期,而且这些墓葬的玉器普遍数量较多、玉质较好。崧泽文化墓葬的玉器极少,部分崧泽与良渚文化过渡阶段的墓葬也有少量玉器出土。个别良渚中晚期墓葬出土的玉器则受沁较深,“鸡骨白”现象较严重。

在良渚早期墓葬中,以往所见的该阶段玉器器种几乎都有发现,成组的玉器也较多见,尤其是个别墓葬还出现了镂空兽面牌饰、弧形兽首玉璜、龙首饰梳背等新颖玉器造型。

位于遗址西部的大型成组石砌遗迹,是良渚文化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该遗迹以一个石砌水池为中心,水池呈西南—东北向的椭圆形,池壁的石磡保存良好,池底则不铺石块。水池北壁连接着一大片铺石面,两米开外见一口方形石构水井。井壁的北、东、南三面用整块的石板砌护,西壁则以石块垒砌。石砌水池的西南部有口子与石砌排水沟相通,排水沟另一端遭破坏不详。水池开口直径3.6—7米、深1.5米;井口边长0.9米、深1.3米;石砌排水沟宽约2米、残长18米。由于水井、水池、排水沟的地势依次降低,水质也从水井、水池、排水沟渐次降低,这样的布局非常科学,在当时应是一处先进的大型生活设施。

根据地层、遗迹和墓葬的开口层位,官井头遗址的形成过程和聚落布局初步可作如下推论:遗址地处很厚的冲积坡地上,中部原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冲沟,由于北部山地雨水的常年冲刷,冲沟两边形成了大面积的砂砾漫滩。崧泽文化后期,有一部分先民来到了这里生产生活,死后就葬在冲沟的东南面。稍后的崧泽和良渚文化交汇之际,先民们开始在冲沟两边的漫滩上埋设墓葬。后来逐渐兴旺,出现了贵族成员,于是在漫滩上堆土建起较规范的墓地,氏族成员虽然不论贵贱都可埋在那里,但中部最好的位置要留给最有权势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墓地经过了新一轮堆扩,又有一批人埋在墓地上。良渚文化中期以后,墓地西区的西边出现了一个含水井、水池和排水沟的石砌生活设施,之后在这组石砌设施的西边逐渐形成了很厚的生活堆积,它们的深度超过了石砌遗迹的底部,因此无法断定石砌遗迹西边是否原来也是墓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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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井头遗址发掘期间,考古队在其东面的山麓地带又发现了两处史前遗址,还确认了曾作试掘的张家墩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从张家墩的马家浜—良渚文化遗存,到石马兜的崧泽文化墓地,再到官井头遗址的崧泽—良渚文化墓地,大雄山丘陵向阳山麓地带的连片文化遗存,已然有着连续的文化传承。现在看来,在良渚遗址群周边,马家浜至良渚文化早期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大雄山丘陵,因此可以说,包括官井头遗址在内的大雄山丘陵文化带,是良渚遗址群形成和壮大的重要发祥地。由于大雄山丘陵同时也有良渚中晚期的文化遗存,这片区域显然也应是良渚遗址群的一部分。官井头遗址的发掘,对研究良渚遗址群的分布格局和发展脉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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